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唐亚林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现代化叙事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析，按照传统现代化叙事方式，有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种划分方法：前者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形态”的线性划分方法；后者是按照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划分方法，尤其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二元划分及其转型，成为一种普遍的现代化叙事方式。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中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三形式说”，即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社会与人的自由关系社会。这种基于生产力的发展标准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形态之上的人类社会形式的划分方法，更有穿透力和说服力，在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如今学术界讲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通常是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个背后就暗含着生产方式的变迁这一评价标准。由于这种划分方式过于强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以及从前者向后者的必然转型，由此也带来了理论分析与实践进展方面的一些不足。这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观点，背后实际上秉持着一种历史进步主义的标准，即由工业化而引发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整体性变迁过程。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代化叙事的一般模式。

现代化叙事的分叉：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类型化区分

出现了现代化叙事的一般模式，为什么又出现了现代化叙事的分叉，尤其是所谓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类型区分方式呢？回过头看，我们讲马克思眼光高明，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对文明和现代化的深刻认识，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明和现代化进程本来只有先到者和后来者之分，并无先进和落后之分。这么一个富有历史洞察力又富有现实关怀性的思想认识，就把文明的多样性问题从理论源头给彻底解决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节选）》“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专门提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关于现代化模式的认识，学术界提出了早发内生（内源）型与后发外生（外源）型两种现代化模式分类方法，并由此建构了早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二元国家分类方式，甚至将这种基于工业化程度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元标准，与政治制度的民主与专制二元标准相互叠加，形成了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国家分类模式，也由此形成了关于现代国家分类的僵化的、刻板化的、缺乏解释力的套路知识体系。我怀疑关于现代化的早发内生（内源）型与后发外生（外源）型两种分类模式是中国学者的“创举”，是他们当初基于舶来的知识、书斋里的想象和缺乏自信的情形下建构的分类模式。

有国外学者提到：发展表示一个主要的社会转型过程，一个沿着连续统一体、从农牧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演进的社会秩序变迁过程。现代的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的同化及其制度化是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这些质的变化影响着价值、行为、社会结构、经济组织和政治过程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即发展的连续统一体以及社会秩序的变迁过程。应该说，这个关于发展的见解振聋发聩，可长期以来被忽视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的先行者又怎么变成了先发者呢？这种由先发者开创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后来又怎么获得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呢？我认为这里面经过了三次巧妙的“话术”转换。

一是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换。通过现代化了的国家所展示的所谓现代性问题的转换，为后发国家树典型、立标杆、建规矩、求一致，其中还暗含着已经实现了现代性的西方国家不需要再现代化的意思。20多年前，杜维明到复旦来讲座，他总结了西式知识体系对现代性的一般理解，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四大要素的复合。问题是，本来现代性就是一个多要素的复合问题，在西式话语体系传播过程中，一讲现代性，就讲成了民主政治问题，活生生地阉割了西式语境下现代性本来该包含的丰富内涵。

二是从现代性到制度化的转换。也就是先将现代性压缩为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然后又将民主政治发展问题简单地压缩为公开竞争选举的制度化问题。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关于现代化进程的先行者的制度演进动力之话语叙事，亦即先行者或早发者，亦为内生（内源）型现代化模式，乃自我演化而来，且演化模式集中在构建制度化的公开竞争性选举之上，由此建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模式的知识体系与话语叙事逻辑；与此相反，后来者均变成后发外生（外源）型现代化模式，都是为学习和模仿而来。

三是从制度化到正当性的转换问题。我比较倾向于用正当性一词替代合法性的表达问题。一旦将先行者或先发者的发展经验制度化后，实际上就型构了这种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正当性问题。于是，后来者就只能跟在这种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屁股后面“萧规曹随”，并开始研究超越论、比较优势论、后发优势论等亦步亦趋的话题了。于是，国内外学术界就这么一步步地掉入这种西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陷阱中了。

西式经典现代化叙事的模式歧路

我们讲现代化，有通行的四句话表达，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价值观念领域的世俗化。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现代化研究领域里通行的现代化经典表述，应该是多领域、多维度、均衡化、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问题是这种本来多维度、一体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经过熊彼特的关键性改造，即把现代化进程浓缩为对民主的追求，而民主又被定义为通过选举的方式挑选领导人的过程，进而将民主压缩为一种操作性表达，即程序性民主，实现了将西式现代化理论压缩为单一化政治民主模式，并变成了单领域的过程之目标。到后来罗伯特·达尔进一步把民主改造为多元民主理念与制度时，西式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衰落，随之而起的是西式自由民主理论的兴盛。

这种西式经典现代化的理论叙事呈现了六大后果，也就是六大问题：一是（现代化发展）见物（资本）不见人；二是（现代化进程）见单兵突进不见整体推进；三是（现代化方式）见竞争不见合力；四是（现代化结果）见分化不见共富；五是（现代化制度）见沉沦无力不见自我拯救；六是（现代化模式）见西方中心主义不见世界多元主义。

与此相对照，中国式现代化却呈现了不一样的景观，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有个“主心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点，即它有强大的制度自我修复能力和发展引领能力，而西方政治制度在出现了民粹化或者极端化现象后，没有人能出来拯救它。也就是说，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系内部已经无法内生出一种自我革命的动力，因此无法做到自我拯救，只能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是哪了”。我们一旦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所谓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问题，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基于“人-社会-国家-世界”的关系重构人类社会现代化叙事逻辑

重构人类社会现代化叙事逻辑，需要重视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建构问题。从人、社会、国家与世界的关系逻辑考察，现代化发展实际上内蕴着五大主体要素——身、家、群、国、世。2014年我曾提出“中国人的需求观”这一理论范式，即通过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建构，实现人的生存需求、交往需求、发展需求和共荣需求四大需求的贯通化与一体化，建构圈层包容共生式需求观。

如今是现代法治社会了，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视个体权利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尊重，不能违背，但不能走向极端，搞个人主义至上；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重视集体主义。

面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难以调和、互不兼容的情形，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通过组织的力量来形成社会的合力、国家的合力和世界的合力。有了这样的思想，人类社会新型现代化叙事的关系建构逻辑便可以由人的主体性逻辑、人民的主体性逻辑、国家的主体性逻辑以及世界的整体性逻辑四大关系逻辑来构成。

其中，人的主体性逻辑体现在人、家庭、社会、国家与世界的现代化关系建构上，具体表现在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群体）、人与国家、人与世界；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国家、群体与世界；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世界等关系的建构上。人民的主体性逻辑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鲜明特质，即将一个个个体的人组成整体的人民这样强大的力量和政治集合体。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1948年1月18日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有个非常有想象力、创造力和前瞻力的论述：“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也就是说，早在1948年，毛泽东同志就把现代国家中人民、政党、国家和政府四者的关系逻辑非常精妙地说清楚了，也建构起来了。这才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最基础性原理，值得我们好好把握和深挖。

新型现代化叙事的人类文明形态建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理想，就是三大目标的同频共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的协调均衡发展与世界的共建共荣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三大历史性任务，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促进世界共建共荣发展、全面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品格。要通过新型现代化叙事来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就需要重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品格塑造，而不是简单地满足于现代化模式的建构。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品格塑造路径集中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在共富中创造幸福美好生活；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在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坚持和平发展，在共赢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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